2009年12月14日至16日，一场题为“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以及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举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荷兰、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及台湾地区的近20余名知名学者，以中日两国的近现代历史为中心，围绕全球化、东亚、民族性、历史叙述、现代性等问题展开研讨。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希望在西方的现代性引领下创建一个同一世界。然而，尽管经济领域的全球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却恰恰呈现出一个相反的态势。世界各国知识界对文化和政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日俱增，纷纷开始重新强调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要建立经济的全球同一性，另一方面是要强调各国历史传统的独特性，这种紧张在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同样可以找到相应内容。本次会议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会议将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和日本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历史意识的复兴及其对民族认同、国家形成的影响，并着重讨论这一问题如何在政治、学术、哲学等领域具体呈现。
12月14日下午三时，研讨会开幕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主持开幕式，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ikki Kersten教授、东京大学小林康夫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分别致辞。开幕式后，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Stefan Tanaka教授做了题为《东亚：时间和历史的界定》的会议主旨报告。Stefan Tanaka教授指出：“现代历史自身是建立一种对照差异的基础上的。这种差异是为那学寻求现代化的人们制造了一种两难的处境我们的现代历史概念，是建立在牛顿的经典时间观的基础上的。我们使用不同的概念，诸如：进步、发展、现代化等，来建立对这种时间观念的接受。Michel Serre对这种时间观念的批评——一条‘赛跑争先的轨道’尤为恰切。历史在这场赛跑中的位置是双重的：接纳比赛，并为参与者提供入场的手段和自治的希望。”此外，Stefan Tanaka教授通过二十世纪末日本人阐释自身历史的方法，对这种对照差异进行探讨。并以超越线性时间的观点对当下时空的历史进行考察。报告结束后，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酒井直树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展良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Rikki Kersten教授对报告进行了评论。
12月15、16日，研讨会的二十余场精彩学术报告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陆续展开，学者们围绕“现代性与哲学：跨越国界的思考”、“现代性与国家：边界的重绘”、“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与知识转型”、“战后现代性讨论”等议题发表参会论文并交换各自的观点。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教授以《“赛先生”为什么中文叫作科学?——挽救中国历史上的格致学》为题，探讨了近代“科学”一词如何取代“格致学”从而被当做science一词的中文翻译沿用至今的。他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并非没有science，只是当时人们不称它为“科学”，而是“格致学”。1895年，清王朝甲午战败，刺激人们开始对中国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其结果则导致中国的文化，甚至连语言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腐化的，于是“格致学”一词被弃之不用，转而用“科学”；东京大学的石井刚教授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了章太炎的“齐物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以声音为中心的哲学表述方式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将真理的表述赋予了汉字书写系统，这种独特的视角和解读方式给与会学者带来了诸多新启发；而当今中国思想史学界的“三巨头”——罗志田、桑兵、葛兆光齐聚本次会议，更是让各位听众尽情享受一次学术的盛宴。他们分别探讨了清季民初经学与史学易位、近代“中国哲学”发源，以及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的“满蒙回藏鲜”学的兴起及背景等问题；来自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则以民国史学话语的规范和发展为题，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此外，与会学者们还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纷纷发表看法和不同意见，学术交锋和思想之碰撞十分激烈。
本次会议虽然聚焦于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与现代性，但除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自我审视之外，还有诸多西方学者的“异域眼光”的观察，这一方面使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另一方面也使得讨论进一步扩展到了对整个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反思上来。研讨会结束后，会议论文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