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病危害形势十分严峻，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高达2亿，为了我国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尊严，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进一步有力措施以控制职业病进一步扩大和蔓延，这是从12月8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暨顾学箕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获得的信息。
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卫生部代表段冬梅处长，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涛,上海市卫生局副巡视员王磐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傅华、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所长徐天强、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郭常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职业病防治专家出席会议。
桂永浩、段冬梅、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裴雷博士的代表、王磐石、姜庆五等在开幕式上讲话;李涛宣布第五次吴执中职业医学奖励基金征文获奖论文及作者名单,主席台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周安寿主持开幕式。
本次大会主题是“为了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尊严”。会议透露，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30亿工人中仍有80%工作在不健康的作业环境中，没有得到职业卫生服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职业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职业病种类50年来增加了7倍，已由1957年的14种扩大到现在的10大类115种。古老的职业危害依然存在，主要是尘肺和化学物中毒，还包括放射性肿瘤、铅及其化合物中毒、中暑、高原病、炭疽、噪声聋等，由于职业病更新速度加快，电脑综合征等层出不穷的新“职业病”还未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目前我国的职业卫生仍停留在职业病防治的初级阶段， 且职业危害已由外向内、由东向西、由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由正式工向流动人群转移。
与会专家介绍，当前我国职业病防治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人数多，患病人数多，二是职业病危害分布行业广，中小企业危害重，三是职业病危害流动性大、危害转移严重，四是职业病具有隐匿性、迟发性特点，其危害往往被忽视。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尘肺病，至2009年底我国职业病报告不完全统计，职业病总人数累计达722730例，其中累计尘肺高达 64万例，占总数的87.67％。尘肺潜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已使许多农民工家庭因病致贫、返贫。由于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职业病诊断程序启动难、责任认定难和举证难，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造成职业病诊断“三难”的原因，除了职业病潜伏期长、发病晚，难以及时诊断和职业病诊断机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诊断技术力量薄弱外，更难的是，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的相关资料，且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竟束手无策，并缺乏相应的制裁手段。对如何解决职业病诊断难，与会专家指出，在现行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还不完善、不尽合理的请况下，应增加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认定环节，如用人单位不提供职业史等材料，监管部门应督促其提供，对我行我素仍然不提供者，应予以处罚；诊断机构可根据监管部门意见，自动进入诊断程序。如当事人对职业史等资料有异议，诊断机构可根据监管部门或仲裁部门处罚或仲裁结果进行诊断。
与会专家解析，解决职业病诊断难的根本方向是，调整现行不合理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诊断机构有权根据病人主诉、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结合病人自诉的职业史进行职业病临床医学诊断；建立职业病诊断认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诊断认定；职业病诊断认定委员会可由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组织，成员包括政府、劳动者及用人单位代表、职业卫生、职业医学专家等。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管理、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和职业病诊断能力建设，完善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职业病诊断制度。
与会专家指出，尘肺是一种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疾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大蔓延。
与会著名专家王簃兰、金泰廙、傅华、金锡鹏、梁友信等以深厚的情感，深切怀念了我国职业卫生之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故著名教授顾学箕的丰功伟绩，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附：顾学箕教授生平简介
顾学箕教授1911年8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辰山张家村(今属上海市松江区)。1938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奔赴四川、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为农牧民防病、治病，历任四川省松潘卫生职业学校教员、重庆青木关卫生所医师、内蒙伊克昭盟卫生所所长等职务，始终奋斗于疾病防治的第一线。1946-1947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受聘于中央大学和上海医学院，从事预防医学和医学教育事业，参与创建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妇幼卫生和职业卫生学科。1953年以后，他潜心致力于职业卫生教育、科学研究和职业卫生服务，以及随后的预防医学教学理念与实践的探索。顾学箕教授的人本主义道德素养、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品格，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褒奖和国内外同仁的景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顾学箕教授就深入钢铁厂炼钢车间和海轮机舱从事高温作业工人出汗量及需盐量研究，提出补充含盐饮料的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受到普遍欢迎并广泛推广，对保持高温作业工人水-电解质平衡，防治高温中暑做出重要贡献。他还与陆培廉教授一起深入纺织厂等女工集中的作业场所，对女工“滴虫病”防治进行研究，提出改进女工浴室和设立女工卫生室等建议，收到很好效果。
面对矽肺问题的严重挑战，顾学箕教授坚持“矽肺可防但不可治愈”的观点，极力倡导尘肺的第一级预防。1959年，他联合相邻学科的一流专家，举办我国第一届矽肺防治骨干师资培训班。嗣后，这届培训班成员大多成为我国尘肺防治领域的骨干，有的至今仍然是尘肺防治的资深咨询专家。
作为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上海）主任，顾学箕教授积极争取WHO总部支持，促成与国内外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97上海尘肺预防和控制策略研讨会”，与国内外专家一起推动了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起的“全球消除矽肺规划”。
50年代后期，随着化学农药的广泛使用，农药中毒事故屡有发生。为此，顾学箕教授与王簃兰教授一起带领教研室教师和学生，与上海市、江苏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协作开展现场调查、逐年深入研究，摸清中毒原因及发病规律，并结合实验室研究，提出有机磷农药中毒应注重皮肤防护。为便于现场早期检测，他领导教研室创制胆碱酯酶快速测定箱；为抢救急性中毒病人，与药学系王秩福教授等和上海药物研究所丁光生研究员协作，合成了有机磷农药中毒特效解毒剂“解磷定”（PAM）。并通过华山医院职业病科丁训杰医师等的临床试验，成功应用于病人，推动制定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和治疗常规，在全国推广。为此，农药防治研究工作荣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和1979年卫生部科学技术大会一等奖多项。
80年代初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对使用量大、但动物实验提示具有强致畸作用的“敌枯双”进行系统、深入的人群调查和动物实验研究，为科学合理使用敌枯双提供了依据，对保护生产工人和施药农民，以及他们后代的健康，做出了贡献。研究成果在《上海医科大学学报》、国际职业卫生权威杂志《Scandinavia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Health》等发表。顾学箕教授指导杀虫脒毒性研究，首次在国内对农药进行系统的健康危险度评估,肯定其对人致癌的危险性，推算出杀虫脒包装工人、施药农民和食用带残留稻米居民可能诱发膀胱癌的概率，为国家制定决策提供基础。
1989年，原国家教委根据顾学箕教授和他所领导团队30余年努力和成就，确认原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科”为全国医学重点学科点。2000年2月在全国职业卫生工作表彰大会上，顾学箕教授被授予“职业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为当年最年长的获奖者。上海医科大学也因此成为100个先进集体中唯一来自高等医学院校的“全国职业卫生先进集体”。
上世纪50年代末，顾学箕教授主持翻译了英国Donald Hunter的《The Diseases of Occupations》（《职业病学》）[1957年2版]，在国内首次翻译引进本专业西方参考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年）；随后，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专业医师进修高级参考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并为此创办了高师进修班。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学箕与王簃兰教授共同主持，并联合三所医学院校和其他相关单位，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毒理学专著《工业毒理学》（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随后又出版了 《 工业毒理学实验方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他还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毒理学》 专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1985年顾学箕、王簃兰主编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劳动卫生学》（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在我国首次提出疾病防治的三级预防和大卫生观念，并精辟地总结出职业病发病的“三个条件和五个特点”，为职业病等疾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指导；他还倡导将工伤和工作有关疾病列入职业卫生工作范围，并强调应用职业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方法的重要性。1987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奖。
1991年，已是80高龄的顾学箕教授，与陆培廉、俞顺章教授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预防医学（综合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为了促进医学生培养的全面发展方向，他与陆培廉教授积极探索并有力地推动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教学的改革，恢复医学专业学生一个月的预防医学实习，共同主编了供临床医学专业使用的《预防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年），1994年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
顾学箕教授根据学科随时代发展研究对象涵盖面的扩大，即从工人、体力劳动者到全体劳动者，结合职业医学以个体为主要对象而职业卫生则主要以人群和作业环境为对象的特点，提出学科名称应与国际接轨，改称为“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使本学科的内涵和服务对象更明确，开创了我国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学科发展的新篇章。
1985年，顾学箕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小工业职业卫生服务与初级卫生保健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得到WHO总部及西太区办事处官员、卫生部领导，以及其他国际友人的赞许，一致肯定这一创举。为了让国际同行充分了解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和职业卫生的有机结合，他参与将《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译成英文版（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2）。他所领导的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编辑出版了8本中文《职业卫生丛刊》和三本英文版的职业卫生专辑（Occupational Health Bulletin），为世界了解我国的职业卫生发展情况拓宽了渠道，扩大了我国职业卫生的国际影响。
1981年，在卫生部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 顾学箕教授被推选为第一届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主任，开创性地领导职业卫生标委会工作，强调人群调查、环境评估和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制订卫生标准中的作用；重视信息交流，竭力支持创办《卫生标准年刊》（后改为《卫生标准进展》直至九十年代中期，为全国同行提供国内外有关信息、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受到广泛好评；他和教研室教师首次在国际刊物上系统地介绍我国职业卫生标准制定的原则、方法和进展。 他主张通过职业卫生立法、卫生标准制定与实施，以及卫生工程等综合措施，从源头上控制职业危害；通过健康监护及早发现和治疗病人，充分发挥 “三级预防”原则在职业病防治中的作用。1983年，他以WHO专家小组副主席身份，参与 WHO植物性粉尘职业接触限值的推荐过程。随后，邀请瑞典哥德堡大学植物性粉尘研究领域专家R. Rylander来中心讲学: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 to plant dusts: focus on cotton dust”,有力地推动了陆培廉教授领导的棉尘病(byssinosis)防治和棉尘职业接触限值制定研究。1987年，为国际劳工组织百科全书，撰写了“tea industry”介绍茶叶制作过程茶尘的职业危害及其防护，并提出茶尘的职业接触建议限值。他以劳动卫生教研室研究和应用“ZPP”在防治早期铅中毒中的体会，在国际权威杂志上撰文介绍我国的成功经验，强调 “第二级预防在防治职业病中的作用”。国内专业人士这样概括这位先驱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本厚重的“三级预防教科书”，值得后辈认真研读、细细品味、好好传承。
改革开放后，作为WHO 顾问，顾学箕教授参加国际性会议、访问交流十余次，是一位出色的国际学术交流使者。他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了学术专著20多部，并参与多项国际性职业卫生专著的编写和多种国际杂志的审编。
在劳动卫生方面，早在1957-1963年，顾学箕教授就让劳动卫生教研室年轻教师与卫生防疫站专业人员交换培养，使年轻教师得到实践锻炼，也让第一线卫生医师有机会到高校进修、充实、提高。
顾学箕教授是原国家教委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严于律己，严以育人。他悉心培养了博士研究生10名， 硕士研究生8名。
1982－2001年，顾学箕教授被任命为WHO职业卫生专家咨询组成员。1984 年，顾学箕教授应邀出席WHO日内瓦总部有关职业卫生专业会议，他利用会议间隙时间，牵头与国家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何凤生所长，以及卫生部官员一起，草拟了申请WHO在中国北京和上海成立职业卫生合作中心的报告。1984年末，顾学箕教授获准建立WHO职业卫生合作中心（中国上海），并任主任。此后，他充分利用合作中心这一国际平台，积极组织召开国际或半国际学术会议，扩展国际交流、引进学科前沿理论、分享成果。他连任两届合作中心主任至1992年，WHO总部官员评价该中心为“积极、活跃的中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近90高龄的顾学箕教授仍不断吸收新知识、引进新理论,为推动新世纪的职业卫生发展服务。在原有的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科的研究应以“微观与宏观相结结，微观为宏观服务”方针的基础上，积极应用先进的毒理学技术，探素敏感、特异的生物检测指标，并与流行病学相结合，为职业卫生服务。为此，在“鲁超预防医学进步基金”的资助下，成立了“鲁超分子毒理学研究室”。
1999年, 顾学箕教授邀请ICOH职业与老龄化科学委员会主席、荷兰FREE大学职业卫生学教
W.J.A.Goedhard来华,并合作主持了第一次“职业与老龄化讲习班”。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推动职业与老龄化研究走向21世纪的创举,具有里程碑意义。2001年, 上海市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授予顾学箕教授荣誉会员称号。